晚上小区停电,要找些东西,蜡烛火焰晃荡晃荡的,不安全,便寻思要只手电筒。走出小区,连跑了几家小店,均没有手电筒可卖。年长的,脸带歉意,表示没货;年轻的,对何为手电筒表示不解和茫然。最终,我只能悻悻地拿着打火机和蜡烛回家,心理纳闷:曾经是生活的必需品,咋冷不丁就被冷落了。
在我戴红领巾的时候,拥有一只手电筒是无比荣耀的,这感觉类似现在小孩拥有属于自己的漂亮手机。小学五年级,晚上有自习课。我家在姜家镇宏山村,离学校只有十多分钟的路程。上学要经过不到500米的街,晚上没有路灯,只有三家木板搭建的小店有橙黄的煤油灯火,这种煤油灯是带有玻璃罩的,灯火摇曳,却任凭风吹而不会熄灭。晚上下课,四五成群,一路脚步急骤;遇有谁带了手电筒,这晚的心情会爽朗很多,也会有人说笑和听一片蛙声了。
手电筒并不贵,当时,三节装的大概也就是两元上下,但对于许多家庭仍是“大”数字。其时,小学低年级一学期的学费不过是两元,尚且有些家庭还不能按时缴费,耗“电油”厉害的家电――手电筒自然有许多家庭是不购买的。遇有急事非要照明,就向隔壁邻居借用一下,所以,上了年纪的村民晚上出门,往往带些煤头纸,一把葵花杆或松明之类的。说起煤头纸,丰之恺有段精辟之言:“我小时看见我们染坊店里的管账先生,有种种吹煤头纸的特技。我把煤头纸高举在他的额旁边了,他会把下唇伸出来,使风向上吹;我把煤头纸放在他的胸前了,他会把上唇伸出来,使风向下吹;我把煤头纸放在他的耳旁了,他会把嘴歪转来,使风向左右吹;我用手按住了他的嘴,他会用鼻孔吹,都是吹一两下就着火的。中国人对于吹煤头纸技术造诣之深,由此可以窥见。”正如丰之恺所说的,中国人人人具有三种博士的资格:拿筷子博士、吹煤头纸博士、吃瓜子博士。吹煤头纸“国技”,不仅不发达,而且近乎绝迹了。葵花杆也是特制的,葵花籽收成后,把葵花杆浸泡在水里,待杆芯腐烂后取出,晾干。去除糟粕,剩下的是纤维脉络分明的白色葵花杆。这种葵花杆,不仅易燃,而且耐烧。在这根葵花杆上,先人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传承和体现。
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,黑白电视机已在小镇普及,手电筒自不必说了,真正成了生活日用品。街上安装了路灯,宏山路段也有两只路灯。一只是汽车修理铺老板的“广告灯”,另一只是集体路灯。小学新建在村旁边,上学只有一炮仗路,中学把小学给并了,中小学生上学都不必带手电筒了。但手电筒没有“失宠”。晚上,下田看水,走门串户等都需要带上手电筒。夏夜,只要不下雨,水库边不时有“渔夫”的手电筒光束在茫茫的夜色中划来划去。暑假,我随着大哥做了几天的“渔夫”,让人终身难忘。那时,新安江库区水位较高,真正的渔民不多,捕捞手段还处“发展”阶段,鱼比较多,也比较“傻”。晚上八点过后,浅水区便不显热,鱼儿进来觅食了。我们一手握鱼叉,一手拿手电筒,瞪大眼睛寻找猎物,这活看似简单,但操作起来便见功底了。头几个晚上,我是颗粒无收,大哥多少总能逮到几条。后来,总算给我叉了一条“白条”,尽管是猫食,也让我心跳加速了好一阵子。我当时很不服气,认为我的工具不来事,大哥拿的是四节电池的手电筒,而我只是两节电池,关键时刻还要摇晃几下才会亮的“古董”手电筒。
参加工作已近十年,若非停电,我也不会有买手电筒的念头,因为在这个城市里,我能去的地方,晚上都有路灯,根本用不着手电筒。手电筒在城市里找不到市场也在情理之中。随着城乡化的推进,家乡小镇会慢慢工业化,届时,也会有年轻人对何为手电筒表示不解和茫然。回忆手电筒的趣事,不仅是怀旧,更是表示人生历程的完整性;不忘历史,更是让自己珍惜过去,善待现在。
姜红飚
乡镇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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